她低着头，眼泪滴落在王满银的脚背上，烫得他心里一紧。

“王干部，”她声音很轻，平平静静的，像在说旁人的事，又像说给自己听“六八年冬天，我十岁。”

窑里很静，只有她低低的声音。

“那时候我奶奶还在。我爹天天被拉去批斗、劳改，我娘那点工分，养不活一家人，都挨着饿。

大年三十，下大雪，屋里冷得跟冰窖一样，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。我妈把缸底扫了一遍，扫出几颗米粒籽，煮了一锅汤，一人喝一碗，就睡下了。饿得睡不着，肚子咕咕叫，我就听外头风刮得呼呼响。”

她擦完一只脚，又轻轻换上另一只。

“半夜，有人敲门。全家吓得不敢开，怕是又来揪人的。后来听见是我姑的声音，才敢开门。姑妈站在门口，身上全是雪，眉毛都白了，提着一袋红薯。

她说，她下午才敢从公社出发，三十里地，雪太深，走不动，走到半夜才到。”

郝红梅抬起头，看着王满银。泪还在流，但她脸上没哭相，就那么平静地说。

“我们赶紧煮了红薯，吃饱了，奶奶说想喝水。我姑拦着，说不能喝，喝了会撑死。”

郝红梅的声音顿了顿，毛巾在王满银脚背上轻轻按了按。

“我奶奶说，好久没吃饱过了，死了也值。”

“我姑抱着奶奶，哭得不成样子。我也哭，我妈也哭，就我爸不哭，他坐在灶火跟前，一直烧火，烧得满脸都是灰。”

她说得平静，没有哭喊，没有控诉，可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，灌满了整孔小窑。

王满银坐在炕沿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脚底下的毛巾温软，耳边的声音轻淡，可他分明看见那个大雪纷飞的年夜，看见饿得发昏的一家人，看见三十里冰天雪地里，一个女人提着半袋红薯，一步步往回挪。

那不是故事，是这姑娘刻在命里的疤。

郝红梅把他两只脚都擦得干干爽爽，才慢慢站起身，把毛巾叠好，放在盆沿。

她垂着眼，没敢再看王满银，只是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王干部，你是……除了我姑，第一个真心待我们家的人。”

说完，她端起木盆，轻手轻脚往外走。

门帘落下，把油灯的光隔在里面，把黑夜挡在外面。

窑里又只剩下王满银一个人，炕桌上的图纸还摊开着，铅笔滚到一边。

他望着门帘，久久没动。

窗外的风还在塬上吹，带着黄土的凉。远处水泥厂方向一片漆黑，只有厂门口那盏灯，还在黑夜里一明一暗。

王满银轻轻叹了口气，把脚收上炕，重新拿起铅笔。

灯光下，那些数字和线条，比刚才更清晰了几分。

他不是在算技改，不是在算产量，是在算一条能让人活下去、活得像个人的路。

郝红梅是在星期天晌午过后动身回公社中学的。

这两天半假，她觉着比过去十几年都长，也都短。长的是心里头那点刚冒出来的东西，软乎乎、暖烘烘的，撑得人胸口发满。